汉冶萍与中国第一家银行的诞生

      中国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还没有银行，只有票号、钱庄，这些票号、钱庄资金少，不能办大事。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看到外国有银行，就想在中国创立银行。他曾对翁同龢说：“有人言，日本有西法银行，故兵饷万万皆借本国民债，无俟外求。”（盛档《盛宣怀上翁同龢禀》）汉阳铁厂的兴建，大冶铁矿的开办，即中国钢铁工业的开创，给了他一个机会，他终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正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889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适逢海军衙门奏请修筑京通铁路，御史余联沅等力陈铁路之害，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境铁路，便于用兵，徐会澧请修山东德州至济宁的铁路，以便利漕运。一时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之洞则认为修铁路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应修自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的铁路，并陈七利。他的奏议，得到清廷醇亲王奕譞的支持，清廷随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主修卢汉铁路。

　　张之洞到湖北后，奏请清廷，说修筑铁路应使用中国自己的材料和中国自己的资本，要在湖北兴建钢铁厂，轧制钢轨并造铁路器件。清廷批准将他原准备在广州兴建的钢铁厂移湖北兴建。张之洞随在湖北兴建汉阳铁厂，开办大冶铁矿作为汉阳铁厂的原料基地，又开办大冶王三石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为汉阳铁厂提供煤焦，厂矿（汉冶萍前身）于1893年投产。

　　张之洞因修卢汉铁路而调任湖广总督，也因修卢汉铁路而兴建汉阳铁厂，开办大冶铁矿。到1896年初，兴建铁厂开办铁矿、煤矿，已用去白银560余万两。清政府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要赔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再也没有官款支持铁厂，以维持其生产了。而铁厂又因煤矿开采失败，缺乏煤焦冶炼，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又因汉厂的炼钢炉是原在广东向英国订购的，不适宜于冶炼大冶铁矿含磷较高的矿石，产品质量低劣。张之洞为铁厂已心力交瘁，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决定交盛宣怀招商承办。

　　因汉阳铁厂是为修筑卢汉铁路而建，盛宣怀要张之洞向清廷举荐他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他才接办汉阳铁厂。因为这样，铁厂与铁路都由他主管，铁厂轧制的钢轨及铁路器件就不愁销路了。张之洞即向清廷举荐他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

　　盛宣怀把铁厂与铁路兴建聚集于一人之手以后，又想到要开办银行。没有银行为铁路工程提供资金，会遇到资金缺乏的问题，不修铁路，汉阳铁厂轧制的钢轨及生产的铁路器件就没有销路，铁厂将难以为济。他将铁厂、铁路、银行三者结合起来考虑之后，便寄信张之洞、王文韶说：“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愚斋存稿》卷25，页15）接着又寄信张之洞说：“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华商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愚斋存稿》卷89，补遗66，页26）当他听说清政府聘用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准备在中国组建中英合资银行时，他对张之洞说：“闻赫德觊觎银行，此事稍纵即逝，应否预电总署颇有关系。”（《愚斋存稿》卷89，补遗66，页26）几天后，他又致信张之洞说：“若是银行权属洋人，则铁路欲招华股更无办法。”（《愚斋存稿》卷89，补遗66，页28）要张之洞提醒清政府有关人士。

　　1896年夏秋之交，为说服清政府同意在中国开办银行，盛宣怀向清政府呈交《开办银行意见》书，具体说明银行开办后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作用。同年10月19日盛因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被光绪皇帝召见时，便向光绪皇帝陈述应在中国开办银行的意见，并将这个意见写在《清设银行片》中，向光绪皇帝呈进，他在片中说：“银行仿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愚斋存稿》卷1，页14）同月，盛又向光绪皇帝呈递《条陈自强大计折》说：“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愚斋存稿》卷1，页77）同年11月5日，盛向光绪皇帝辞行时，光绪皇帝对他说：“汝折已交议，但事在人做，今督抚多推宕，如何？”（《洋务运动》第八册，页57）

　　由于盛宣怀事先以已委托张之洞、王文韶为他在清廷活动，11月12日，上谕“银行一事，前交部议，尚未定局，昨盛宣怀条陈有请归商办之议，如果办理合宜，询于商务有益，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洋务运动》第八册，页58）

　　盛宣怀奉到上谕后，立即招集商股，组织董事会。随即招数十富商大贾，得银300万两，又借官本200万两。盛宣怀将银行定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将银行地址选为上海，中国第一家银行就此诞生了。

原载于《黄石日报》2017年12月14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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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景源

编辑：卢岚